经典的魅力在于跨越时空而历久弥新。如今，《论语》通常以节选的方式出现在中学语文课本中，也是语文名著系列必读书目。中学生读《论语》，不能仅局限于其中的文言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践行其中做人的道理。某种程度上，高频词可以向读者传达出一本书的价值取向。“士”在《论语》中大致出现了十三次，其中士的身份主要有读书人（士）、市场的守门卒（执鞭之士）、法官（士师）等。“士”生来不是高高在上的，都要践行良好的道德准则，通过修身功夫克服富贵、名利的不良诱惑，才能形成正直并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格。《论语》中“士”的形象对于成长中的个体显然具有借鉴意义。
一、 奉行内外兼修的准则
身为士人，修身养性、品德高尚为第一准则。在外与我之间，不仅要涵养内在，也要注重自身的外在行为，不可为富贵遮望眼。
《论语·里仁》中有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现实中一方面自诩“富贵如浮云”，另一方面却又以“安贫乐道”为耻的怪象不少，多是沽名钓誉罢了。难怪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可为后世永久称道。孔子甚少用“贤”来称赞别人，此处却以一句“贤哉回也”赞叹这种内外兼修、表里如一的高尚情怀，足可见“士”之道，孔子之志。当心中真正有对于“道”的矢志不渝的追求时，对于自身物质条件也就不那么在意了。而过分在意自身物质条件，也反映出其用心不专，华而不实，体现不出内外兼修的高尚品质。
在“士”之达的问题上，孔子也有独树一帜的看法。子张请教孔子“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”，孔子辨析了“闻”与“达”的不同。寻常人多重外在富贵，希望以名利“闻”于他人，而孔子是务实派，更注重人的内心和行为的真实。孔子所处的年代，“色取仁而行违”者比比皆是，对这种好虚名而行龌龊之辈，孔子嗤之以鼻。真正的“达”应以“仁”为导向，质直好义、察言观色的同时，能够推己及人，谦以待人。其根本核心还是“仁”。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内外兼修的期盼。
孔子看到了追求外在富贵是人之常情。孔子弟子，多有富贵者，孔子也不主张“灭人欲”，但前提是对富贵的追求不能违反内心的道德规范。《论语·述而》中，孔子直言，富而可求，执鞭之士亦为之，与“吾所好”相反时，则不可求。执鞭之“士”，一般身份低微，但孔子此处表述愿意成为的“执鞭之士”，则为之赋予了道德的色彩。身份低微却有“士”之品德，亦可称为“士”。
孔子主张一个人要能够坚守内心的准则，并将正直的品格体现在外在行为中。“士师”是古代对执法官员的通称，被《周礼》列为秋官司寇之属官，掌禁令、狱讼、刑罚之事。《论语·微子》中柳下惠为“士师”。柳下惠是鲁国的一位贤者，“惠”是他的谥号。柳下惠多次被撤职，人们劝他去别的地方。他认识到了社会的本质，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，去哪里面对的都是污浊的社会环境。既然任何地方皆污浊，又何必远父母之乡？他时刻践行内心准则，不改正直之风，“惠”字当之无愧。
二、 坚持正直灵活的原则
在人际交往方面，孔子主张灵活处事，诚如《论语·雍也》“中庸之为德矣，其至矣乎”，即不偏不倚，折中调和。同时，在人际交往方面要多结交仁士以提高自身修养。
君子与小人的为人处世天壤之别。君子平易近人，有容人雅量。小人喜怒无常，见利忘义。子路向孔子请教何谓之“士”。孔子认为对待朋友与兄弟应采取不同方式。朋友之间，贵在志同道合，互相批评，相互指正，更有利于塑造个人品格，所以“朋友切切偲偲”。兄弟之间，性格、志向、爱好等都有可能存在差异，很少用志同道合来形容，而且常常会因为财产分割等产生矛盾，孔子认为“士”是重视亲情的人，故多用和睦相处，即“兄弟怡怡。”因而，“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”正是“士”的灵活处理人际关系的优良品质。
孔子注意到潜移默化对一个人的影响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培养仁德，孔子以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为譬喻，说明外在环境条件的重要作用。同样，孔子认为，近朱者赤，“事其大夫之贤者，友其士之仁者”，更有益于道德培养，进而达到“仁”的境界。可见，“士”不仅能澡雪修心，也能助力他人人格的完善。
法律是不应强人所难的。当时时代问题突出，法律严苛，因而当百姓触犯到所谓的法律信条时，要站在同情、理解的角度去审视。《论语·子张》中有士师——阳肤，为孟氏任命。阳肤上任前向老师曾子请教如何成为一名好的士师。曾子告诫阳肤，如今上位的人失其道，民心尽失，法律也多为上位之人利用，如审出罪犯之情“则哀矜而勿喜”。可见真正公正的士师不应迷信上位之人，也不应一味迷信强人所难的法律，审理案件时要探究百姓犯错的根源，灵活处理。
《论语》中对于“士师”的期待偏重于“士”，即士师要有仁爱之心，贤明之行，要正直并带有怜悯之心、灵活地为人民做实事，不辜负“士”之名。且《论语》中担任士师这一职务之人也多为贤明正直之人。
三、 践行躬体力行的法则
学而时习之，“学”的同时，孔子从未忽视过“习”——实践的作用，一个人的内在思想要外化到他的行为中，能够利国利民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士。
士任重而道远，不可怀居，要有弘毅精神。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”可以看出孔子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征伐不已，民不聊生。孔子看到了时代的苦难，他要为时代重新建立新的价值尺度。孔门弟子继承了他对时代的关切。时代重担需要有人挺身而出，《论语》将这一重任赋予“士”。《论语·泰伯》中有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?”“士”，要刚强而有毅力，以仁为原则，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这是一种沉重的生活，但在沉重中依然保持一生对现实的关怀，这种死而后已的精神，可歌可泣。
同样，《论语·宪问》中亦有：“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士矣。”“怀居”为留恋安逸，读书人若如此，便不足以为“士”了。读书人要树立远大志向，应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”即使在穷困失意时，也应该保持自身良好的人格修养。何况很多人并未处于穷途末路之境，应当践行弘毅精神。
古代社会分工为四民，分别是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士不务农，不做工，也不经商，读书人往往学而优则仕。想成为一名好官，还是很辛苦的。古时交通不便，上任时动辄几月，可能还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，且平常事物繁多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说：“怀与安，实败名。”如果追求安逸，无论是否为官都不为民服务，那么这样的人便不配被称为“士”了。士处于任重而道远的环境中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挠与牺牲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有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身以成仁。”此句将“志士”、“仁人”并列，他们始终在追求、维护“仁”，既不贪生怕死，也不损害他人利益，反而在有危险时能够挺身而出，勇于牺牲。这里的“志士”、“仁人”超过了平常人的私心，为读书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。
除了看到危险时挺身而出，《论语》还主张士应践行“礼”的行为规范：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中有“士见危致命，见得思义，祭思敬，丧思哀，其可已矣。”
子张说：“士”看见危险能不顾性命地挺身而出，见到好处时会考虑是否符合义理规范。儒家重视“礼”的教化作用，因而在祭礼和丧礼时也应该符合礼的道德规范：祭祀时要严肃恭敬，居丧时要悲痛哀伤。
能够发挥自身学识，从事利国利民的活动，是可以被孔子称为“士”的。子贡向孔子请教何为“士”，孔子给予了“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士矣”的回答。在孔子看来，行动时能保持羞耻之心，出使外国，不辱君命，可称之为“士”。
这里孔子是针对子贡而言，“行已有耻”应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。子贡经常使于四方，事有可为有可不为，这样的人首先要“行已有耻”，要有荣辱感，以约束自身不当行为。除了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也一定要有能力，德才兼备方为“士”。当时，子贡经常受鲁国国君的任命出使他国。子贡游说八方，才保住了鲁国的平安。孔子所言往往有具体的情境，他一方面赞扬子贡的行为：自身“行已有耻”，而且真正做到了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”；另一方面，也根据时代之所需提出“士”的品质。
《论语》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、教育思想。处于时代变革中的“士”，相比较农、工、商来说，更应扛起时代重任，先修身、齐家，进而治国、平天下。总体而言，《论语》中“士”的形象，具备修德、立功、济世种种情怀。可以说，孔子等人为春秋时代的“士”开辟了一条新道路，使社会阶层的“士”到达人格世界的“士”，是“士”形象的重要转折点。一个合格的士不是凭空而来的，要反求诸己，审视内心，通过修身功夫和实践行为一步步成为合格的“士”。综合来看，《论语》中“士”的形象，可为理想，更可为思想，为后世士大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精神奠定了基础，也为当前中学生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范例。